弑子者:一名杀童案嫌犯的人生轨迹│奔流 · 旧文新读

摘要: 6岁男孩小波躺在长着荒草的山坡上,满脸血迹,奄奄一息。他27岁的父亲李元兆把他放进一个土坑里,用土埋上,踩了几脚。经过鉴定,他并没有精神病史,警方认为他是“心理极度扭曲”。身为人父,李元兆为何要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毒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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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推送|2012年5月23日·封面


6岁男孩小波躺在长着荒草的山坡上,满脸血迹,奄奄一息。他的父亲李元兆把他放进一个土坑里,用土埋上,踩了几脚。


2012年3月9日,在会泽县马路乡八道拐村委会窝子箐小组,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。村民李元兆将6岁的儿子小波打成重伤后,将其活埋。看守所里,手上沾血的李元兆显得神情淡定。经鉴定,他并没有精神病史,警方认为他是“心理极度扭曲”。


一个27岁、身为人父的年轻人,为何要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毒手?李元兆遭遇了什么,使得他的心理变得扭曲?


发生惨案的李元兆家院子里,丢弃着一只童鞋



掷石击杀亲生儿子之前


采写|都市时报记者 程权

摄影|都市时报记者 文若愚



童年

他是一个差点被遗弃的孩子。家庭的不和谐,给他留下笼罩童年的阴影。

  

1984年,李元兆出生在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八道拐村委会窝子箐小组。他的出生并未给家庭带来太多的欢乐。相反,他的母亲郑佰芬还忧心忡忡——此时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


家庭贫困,孩子又多,李元兆的父亲李国龙曾对郑佰芬说,不打算要第五个孩子了。可是,郑佰芬极力想挽留住腹中的这个孩子。李元兆出生时,李国龙不在家,加之郑佰芬的极力庇护下,李元兆才逃过了被遗弃的命运。


虽然来到世上,但李家的环境并不温馨。由于李国龙与郑佰芬感情不和,关系紧张,家庭暴力时时出现。


郑佰芬提起丈夫,怨言不断。“自从我嫁到他家里后,就没靠过他,几个孩子从吃穿到读书,都是我一个人种地挣钱,把他们养大的。我家老倌以前做木工就经常不在家,挣的钱也从来没拿过给我和几个小娃。有时候他不回家,就有要债的上门来找。最后没办法,钱还是我替他还的!”


吵架乃至动手,是这个家的家常便饭。59岁的郑佰芬清楚地记得,她最近一次被丈夫打伤,是第二个小孙女出生后的农历八月初七(距今约有12年时间)。那天,因为家里修房子的事引发争吵,李国龙用大棒子使劲打她,边打边骂:“老子哪天就想打你了,小心我把你脚杆子打断掉!”郑佰芬被打得一身淤青,被几个子女送进卫生院,住了好几天。


李元兆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。


李元兆10岁那年,准备升入小学五年级时,突然辍学。他和同学打架,父亲斥责他“书读不好,还和人打架,养了一群日脓包”,并以此为由不准他再上学。但他并不是五兄妹中唯一辍学的——除了他,只有一个姐姐读到了小学四年级,其余的孩子要么没读书,要么就早早辍学了。


辍学后,李元兆就留在家里帮母亲种地。他的家在会泽的高山顶上,高寒、缺水,庄稼一年一熟,种得最多的是玉米和土豆。尽管家里有5亩土地,但一年收的玉米也只有约2000斤,这使得一家7口人的生活捉襟见肘。


李元兆15岁那年,村里有人要到个旧的锡矿打工,于是他也提出想跟着大人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郑佰芬担心他岁数小、身子单薄,没有答应。但禁不住他多次央求,最终允许了。


在个旧,锡矿矿工的工资相对较高。李元兆在个旧的矿山工作4个多月后,回了会泽老家一趟,带给家里500元打工期间攒下的钱。他还把两个出嫁的姐姐叫回家中,吃了一顿团圆饭。郑佰芬看到小儿子平安回家,还挣了钱,也放了心。但她还是觉得李元兆岁数太小,不适合打工。为了留住小儿子,郑佰芬和李元兆商量,家里改种烤烟,只要勤快一些,尽量保证浇水,种一季下来,也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。


此后3年,李元兆继续与母亲在家务农。但是,种一季烤烟需要7个多月,虽然收入比种土豆和玉米多,但还是比打工少。18岁时,李元兆再次向母亲提出要去打工。这次郑佰芬并未反对,而是说:“你出去好好苦钱,在家种地确实挣不到多少。”


郑佰芬拿着儿子李元兆的身份证



结婚

18岁的李元兆与张莲翠结婚了。由于婚前双方没有感情基础,争吵、打架频繁上演。

  

李元兆18岁那年,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:结婚。


经媒人介绍,李元兆认识了附近村子的女孩张莲翠。第二次见面后,张莲翠到李元兆家帮种玉米。三天后,两人便确定了关系。但由于当时双方都未到法定结婚年龄,便一直没领结婚证。郑佰芬回忆,李元兆结婚时没办酒席,只是带着张莲翠到附近街上买了衣服,此后女方又回了一趟家,事就算定下来了。但张莲翠的母亲对女儿嫁给李元兆一事颇有意见,认为自己家的姑娘当初只是答应去种玉米,没想到竟然带了个女婿回来。


由于结婚前双方没有感情基础,李元兆婚后,生活一如他的家庭,争吵、打架频繁上演。张莲翠的母亲说,两人结婚后两个月,张莲翠就发现李元兆和别的女人过分接近,为此就曾吵过。此后,李元兆带着已怀孕的妻子与二哥、二嫂,一同到昆明市宜良县打工。不料,在宜良时两人再次吵打起来,次年春节时,张莲翠是带着受伤的手回了家。两家人说法迥异,张莲翠与李元兆互指对方“出轨”。


郑佰芬的5个子女中,大儿子在宜良做了上门女婿,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,赡养老人的责任就落到了李元兆和他二哥的身上。不幸的是,2006年,李元兆的二哥在宜良遇车祸身亡,此后二嫂改嫁,李元兆也带着妻儿回了会泽老家。


虽然还有两个姐姐,但生活依旧艰难。李元兆的一个姐姐李美花患类风湿,身体浮肿,活动都很困难。为了给她治病,家里背负着4万多元外债。另一个姐姐家的经济条件也不乐观。几年来,压力全由李元兆一人负担,他一个人要养活二哥留下的两个孩子、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及父母。


尽管负担比以前重得多,但李元兆对二哥的两个孩子关爱有加。只要李元兆回家,总要带回许多饼干、方便面一类的小食品。过年时,他还不忘给每个孩子买一套新衣服。母亲劝他“小孩子可以穿大孩子剩下的衣服,不用每人买一套”,但他坚持认为,应该每人一套新衣服。因为“小孩子喜欢新的东西”。

  

出事后,3个孩子由李元兆的母亲郑佰芬抚养。

她力不从心



情变

确认媳妇有了外遇后,李元兆情绪低落,经常独自喝闷酒。郑佰芬察觉到了儿子情绪的异常。

  

2006年回到老家不久,李元兆家对面的山坡上开始修建昭待高速公路。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,多挣些钱,李元兆到公路工地上找了一份工。虽然看起来离家不远,但由于山高坡陡,从工地回家有二三十公里,因此李元兆并不常回家。在此期间,他的感情再次出现问题。


发现问题的人,正是李元兆的母亲郑佰芬。


李元兆的二儿子小波出生几个月后的一天,张莲翠回娘家奔丧。由于李元兆夫妇居住的房屋无人看守,当天晚上,郑佰芬住在了他们的卧室里。


晚上9点多钟,郑佰芬突然听见有人敲门,敲门的是个男子,边敲边喊“开门、开门”,郑佰芬反问:“你是哪个?”随即打开了房门。但她只看到,一个黑影迅速跑向了远处。关上门,郑佰芬心生疑虑。


三天之后,郑佰芬向回到家里的儿媳谈起了这件事,并问道:“小翠,格是你作风不正?”。而张莲翠回了她了一句:“哎呀,哪个好意思说呀?”郑佰芬一听这话,更是觉得儿媳出了问题。


事后,郑佰芬将此事告诉了李元兆,并交待李元兆“要好好跟媳妇说,不要打、不要闹”。几天以后,李元兆告诉她,媳妇确实和别人有染。但和谁有染,郑佰芬没有细问。因为张莲翠一直没与李元兆打结婚证,郑佰芬觉得,媳妇就是不安心和儿子过日子。


确认媳妇有了外遇后,李元兆的情绪一直低落,经常独自喝闷酒。而此事在同村、邻村也传开了。甚至有人说:“他老婆怀着二儿子时,他(李元兆)在打工,生孩子时他也不在家,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,只有他老婆才说得清”。


看到儿子经常闷闷不乐,郑佰芬就劝说:“如果实在合不来就分开吧。”但李元兆不答应:“现在有两个小孩,不好分了。如要分开,就连孩子都要分散了,成个家不容易的。”


2010年2月,李元兆前往上海打工,张莲翠也要求和他一起去,说自己留在家里“口角是非多”。到了上海后,夫妻二人住在一起。李元兆在工地上当焊工,而张莲翠则去当地农村帮人种地。但到了2011年春节,李元兆却独自回了老家。


李元兆告诉郑佰芬,2010年9月份的一天,张莲翠骑车出门,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,后来打听到,走之前她还曾向老板借了几百元。郑佰芬一听,觉得这是张莲翠故意要走。张莲翠的娘家人也曾找李元兆询问,答复都是“张莲翠自己跑掉了”。


至今,张莲翠的母亲邓选珍和姐姐张莲香都坚称,张莲翠去到上海后就和娘家断了联系。“如果是想离开李元兆,她不可能不和自己的娘家人联系。但现在快一年了,一点音讯都没有。”邓选珍说,她曾托人向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交过关于自己女儿失踪的材料。但马路乡派出所的李警官向都市时报记者表示,目前不掌握张莲翠的情况,也未收到过其家属递交的材料。


2011年10月20日,李元兆回老家办完奶奶的丧事后,考虑到以后4个孩子上学后得花很多钱,他想趁着孩子们还小的时候,修一幢新房子。当时只有几千元积蓄的他四处找亲戚借钱,姐姐李美花家还向信用社贷款2万元,借给了李元兆。


2012年年初,李元兆的新房——一栋有四间屋子的砖房已经基本建好,安装了门窗,但墙面、地面还未处理。按计划,新房将在3月份完工。一些铺设外墙的瓷砖已经运来,上面还写有“美好家园”的字样。可是,新的家园是否真的美好?


郑佰芬已经察觉到了儿子情绪的异常。他经常闷闷不乐,但她认为,这是因为盖房子“太辛苦”,没有多想。


12岁的小琴放学回家后,帮奶奶准备饭菜



弑子

李元兆将小波推倒在厨房门外的土埂下,然后捡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朝小波砸去。

  

内心的矛盾和冲突,终于在3月9日那天爆发了。


那天早上,郑佰芬带着4个孩子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。早上8点,她把孩子一一叫醒,8点半后,四个孩子吃完油炒饭,便蹦蹦跳跳地走向几公里外的小学校。12岁的大姐小琴回忆,到了学校后,她和同学跳皮筋,而10岁的小涛、9岁的小超、6岁的小波则各玩各的。11点后,开始上课。


李元兆当天起床后,给新房的厕所墙壁涂沙灰。下午3点多,他回到厨房,开始吃炸洋芋。他边吃洋芋,边喝完了一瓶啤酒。不久,4个孩子放学回到了家。


“老师叫你写字没有?”李元兆6岁的二儿子小波之前没按老师的要求做作业,李元兆特意问他。


“没有。”小波回答。


李元兆闻言大怒,抬手就打小波。由于不想看儿子教训孙子,郑佰芬走出了厨房。


不久,郑佰芬看到了令她惊讶万分的一幕:李元兆将小波推倒在厨房门外的土埂下,然后捡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朝小波砸去,石头正好砸在小波的脑袋上。小波叫了一声,挣扎了一阵之后,就没了动静。


看到孩子满脸鲜血,奔出厨房外的家人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。在附近干活的村民闻声赶来,抱起小波,劝李元兆带孩子去医院。但李元兆只是瞅了一眼奄奄一息的儿子,就不再理睬。


“打娃娃不能像这样打,你要赶紧带去瞧瞧!”郑佰芬也来劝,但李元兆仍然不为所动。后来,李元兆看到孩子奄奄一息,曾对郑佰芬说过:“妈,我当时鬼火绿了,小娃娃现在没得气了。”


之后,李元兆带着郑佰芬到家附近的山坡上,挖了坑,准备把已经“断气”的小波埋掉。6岁的小波躺在长满荒草的山坡上,李元兆注意到,小波的手指轻微地动了一动,于是他在小波身边等了一会儿,直到小波的手不再动弹,才把小波放到坑里,用土埋上,并把土踩实。


李元兆回家后,告诉一家老小:“哪个说了,就跟小波一起去!”接着,他若无其事地去干活了。


3月11日,李元兆的父亲李国龙到马路派出所报案。当天,李元兆在家中被抓获。


“想着小波应该是死掉了,我就把他埋了,还用脚使劲在土上踩了好几下。倒不是嫌麻烦,是想着他反正快死了,与其让他在去医院的路上死掉,还不如让他死在家里。”看守所里的李元兆面对记者,神情淡定。


事发后,3个孩子都不愿意再提那天的遭遇。无论是谁问起这事,孩子们都是默不做声。直到我们一连和孩子相处了几天之后,孩子们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。


12岁的小琴说:“以前小爸(李元兆)对我很好,经常买糖给我们吃。但他把弟弟打死了……我现在还是恨他。”


而李元兆被逮捕后,郑佰芬对自己的丈夫李国龙的愤恨达到了顶点。“要是他不去说,李元兆就不会被抓。要是他当时回来,我要跟他拼命!”如今,这个家全靠59岁的郑佰芬独力支撑。而李国龙因为害怕儿子李元兆,报警后直到现在,都没再回过家。

  

郑佰芬几乎每天都要到山路上,等3个孩子放学



尾声

“法律是无情的,但老人和孩子需要社会的帮助。”

  

李元兆身陷囹圄,家里的新房建设被迫停工了。在警察带他回家指认现场时,他见到了3个孩子和自己的母亲。孩子们见到他,都一言不发。


即将离开前,李元兆对郑佰芬说:“把房子先装修好,然后再把房子和摩托车卖了,把贷款还掉。欠了那么多账,不赔不行。”说完,他被押上警车。


他的家,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老房子依山而建,房屋的后墙其实就是山体上裸露的岩石。厨房内除了一个炉子和几个锅碗瓢盆外,看不到更多东西。在新房里,最值钱的就是一台双缸洗衣机。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,他的被捕,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 


会泽县公安局马路派出所看到李家的实际困难后,协调民政部门将这一家人申报为低保户,领取补助。派出所全体民警与3个孩子结为长期帮扶对象,捐款捐物。5月3日,会泽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等16家单位组织人员,慰问了郑佰芬及3个孩子。送来了5.9万元捐款和大米、油、棉被、衣服、文具等生活和学习用品。


派出所民警介绍,案发后,曾有从事儿童救助的基金会工作人员联系民警,表示希望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并接受教育。郑佰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孩子们,但3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“不想去”——因为他们舍不得奶奶。


“李元兆的行为违背了法律和道德,给家庭造成了悲剧和困难,法院会依法对他做出判决。法律是无情的,但老人和孩子需要社会的帮助。如果需要的话,法院会一直关注这个家庭。”  会泽县法院工作人员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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