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安军:我与Beyond,以及台湾《传记文学》

摘要: 左安军,穿青人,1991年生于贵州纳雍。毕业于四川大学,曾发起创办民刊《途中》并主编该刊。著有诗集《第三人称的我》(2014,自印),传记《乐与怒: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》。

11-15 15:49 首页 左安军

左安军,穿青人,1991年生于贵州纳雍。毕业于四川大学,曾发起创办民刊《途中》并主编该刊。著有诗集《第三人称的我》(2014,自印),传记《乐与怒: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》。



我与Beyond,以及台湾《传记文学》

左安军


        从高中的时候,我才开始听Beyond乐队的音乐。我清楚地记得,第一次听到Beyond的音乐是在我们租住的那栋楼里。那天我放学回来刚走进大门,有人正在用小音响放音乐,声音开得很大,整栋楼都听得见。这首歌当时就把我震住我了——它宏大、粗狂,唱腔中带着十足的坚毅,一瞬间就把我的魂魄抽走了。我忘了到底过了多久,我才得知这支乐队名叫Beyond,而当时就让我迷上这支乐队的那首歌,就是《长城》。

        没过多久,我就去下载Beyond乐队的音乐来听。那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迷,然而Beyond的音乐却恰好为我提供了一种自我疏通的方式,同时还给了我一种内在的力量。他们的音乐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,颓废,却不妥协。我感觉那些音乐好像就是为我写的一样,于是,从那以后,我白天听,夜晚也听。有不少次音乐一直开着,我就这样睡去。半夜醒来时根本舍不得关掉,关掉后感觉像知己离开了一样,有些空虚。就这样,Beyond的音乐陪着我度过了轻松黯淡的高中生涯,并顺利进入大学。我一直认为,在高中那个决定性的阶段,让我不至迷失,让我看到一点点希望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Beyond的音乐,所以我对这支乐队一直怀有感激之心。

        后来到成都读书,我也经常听,但相对于高中,就少了很多,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心境、视野和音乐品味都在发生变化,我逐渐转向去听国内外的一些另类摇滚。不过我时常哼唱的依旧是Beyond的音乐。让我现在想起就觉得好笑的是,由于我经常在寝室唱Beyond的歌,几个室友也受到不少影响。有一个室友回忆说,有时只要听到声音,就好像我在他们耳边唱起了Beyond的音乐一样。看来他们真的被我毒害不浅,都有点幻听了。

        在这期间,我读了一些有关Beyond的文章,对他们的了解逐渐加深。但我发现这些文章都缺乏深度,重复的非常多,大部分都比较滥情,而且很拙劣。二零一二年夏天,我在成都的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有关Beyond乐队的传记,然而当我大致浏览过这本书后,却让我非常失望。那根本就不是一本书:其中错误百出,大部分内容都是来自网上七零八乱的拼凑,而且还存在不少谣传。后来我一直认为那本书简直就是出版界的耻辱,无论从内容、编排,还是校对上,它都极其不合格。同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,当时那本书就已经是第七次印刷了。我非常怀疑这家出版社的水平。然后我把书放回原位,离开书店,想尽快忘掉这本书。

        二零一四年夏天,我从川大毕业,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军队事业单位找到一份工作,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学校,尽管每天怡然自得,生活却漫无目的。偶尔我会到网上看看关于Beyond的文章,但看来看去,文章还是那些文章,以讹传讹的仍然在继续,令人极其失望。有一次我在网上闲逛时,又看到两年前的那本书,我非常愤慨,为什么一支如此杰出,影响力如此大的乐队,却没人有研究他们,没有一篇像样的文章?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写一本Beyond乐队的传记,写一本让自己满意的Beyond传记,并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作品。年底,我便开始收集资料,每天下班回来就是做这件事情。

         一个月之后,我感觉进展非常大,每天都有一个目标,就是找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的文章。事实也是如此,每天都有新发现,每天都有让我兴奋的地方。不久,我就开始动笔,当我写出第一个字时,我感觉责任重大,接下来的路将会很长。但我也有另外一种感觉,就是每当我写下一个字,我的生命就会迈出去一步,就会越来越接近我的目标。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,我感觉我正在做的事情,渐渐从一种单纯的爱,转变成一种责任,一种使命感——我得对事实负责,对历史负责,对自己负责,对无数Beyond的乐迷负责。所以我一次一次的去论证那些收集到的文献,一次次修改我感觉表述有问题的地方,直到我满意。后来有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会想到写一本Beyond乐队的传记,我都会说,是因为爱,因为不满。

《传记文学》2017年9月,第664期


        二零一五年六月,我准备离开成都去北京。一方面是由于之前的工作,我感觉就是在虚耗我的生命;另一方面,因为女友考到北京读研究生,我只好前往那里。七月初,我辞掉了工作,在成都写了一个多月,然后回到老家待了几天,就去北京了。

        在北京的压力特别大,居住环境也不太好,那年刚好是我二十四岁的本命年,非常不顺利,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提不起笔来写东西,传记的事情被搁置了很久。我的诗歌,同样没有写出多少新作品来。过了很久,在女友的催促下,我终于开始继续收集文献,动笔写剩下的内容。虽然进展的速度很慢,但好在我陆陆续续做下去,日积月累,便有了不少成果。

        二零一七年五月中旬,传记《乐与怒:黄家驹的一生与Beyond的光辉岁月》已经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,我打算找一家杂志连载,不过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。虽然我知道这本书不会缺少读者,但可能不会有哪家杂志愿意给这么大的版面来连载我的作品,而且国内刊只有北京的《传记文学》适合这类题材,那些纯文学杂志根本不可能接受我的稿件。之后我开始搜寻相关的杂志。最初进入我视野的就是《传记文学》;进入这家网站后,我才发现这个杂志是台湾的。网站做得很漂亮,文字全是繁体,首页上滚动着各色伟大的历史人物。之前在我的印象中,大陆以外的网站都被屏蔽掉了,但后来我陆续发现,其实海外的很多文化网站仍然能正常访问。一时间,不由得对我们的网络管家心生感激。

        过了几天,我分别给北京和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两家杂志写了一份连载咨询的邮件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台湾的那家第二天就给我回复了邮件,并问我是否方便提供传记的样稿。这让我很兴奋,似乎希望就在眼前,因为之前在大陆投稿,只有两三家杂志给我回复过,其余的都是出版了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发表。我在北京《传记文学》的咨询邮件中,还附了第一章的样稿,不过从此就杳无音信了。收到台湾回信后的第三天,我把第一章内容全部整理好,发送过去。过了十来天都没有收到回复,我以为稿子大概是石沉大海了。但刚好有两个星期时,我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,那位名叫黄奕鸣的编辑说,因为近期正在忙出刊事情,没有来得及回复,并向我表示歉意,稿子已经送审,结果出来将会尽快给我回复。真是让我受宠若惊,之前可没有哪家杂志这么对待过我,更别说在邮件中反复表达谢意,和祝福。

        样稿发过去三个星期之后,都没有回音。但我很想尽早知道审核结果,所以在六月二十七号,我再次给编辑部发去咨询邮件。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里,也没有收到回复,我以为连载无望了。然而,在七月二十号,我突然接到黄奕鸣编辑的回信,他说,稿子已经通过编辑部审核,准备给我连载,并希望我将稿件全部发过去。真是让我兴奋至极!不过一方面由于稿件还没有完全定稿,另一方面我想,整本书的内容都发过去不太稳当——因为身边就常常有作者的文章被杂志社、出版社或者图书出版代理机构霸占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给编辑部回邮时说,希望三十万的稿子,分成六次提供给他们,每个月定时寄送,毕竟每一期杂志的版面有限。

        在那封邮件里,我还向编辑部咨询,杂志是否有稿费,有的话支付标准是什么样的?稿费高低我并不在意,但有必要需要弄清楚。因为在大陆就有很多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世界”等头衔的杂志,不仅不给稿费,还要求作者订购杂志,又时更是美其名曰“赞助”,否则不予发表。渐渐地,我才发现,这些杂志其实都是一些文坛骗子在操作,有的收费之后便消失无踪,即使真的订购,那些杂志所使用的书号也是假书号,这些书根本无法在图书市场上流通,也无法进入图书馆。然而,很多初出茅庐的写作者,或者写了很多年都没有正式发表过一篇文章的作者,都非常渴望“发表”,其中甚至有不少中小学语文老师,为了晋级评职称,也争相缴费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。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,这些杂志在新闻出版总署根无法本查到,让他们侥幸的是,学校在审核这些数据时,也不会去验证这些书本的真假。于是缴费发表,买卖文章在文坛和教育界大行其道。

        其实文坛乱象丛生的原因非常复杂。大陆杂志的数量看上去非常庞大,但因为写作者实在太多,平均每个人发表的机会就相当少。而且很多官方杂志都已经被一部分所谓的名家垄断了,其他人亮相的机会就显得少之又少了。这些骗子利用很多作者渴望发表的心理,一步步靠近他们的钱包。由于他们文学品味和判断力的贫乏,有形无形中便和骗子形成了同谋。此外,我们国家版权保护和监督的力度都相当薄弱,作家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,更别说尊重知识,尊重智慧,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。

        就在两个星期后的八月九号,编辑部回信说,同意我的要求,分期提供稿件;每期刊登一万到两万字,以便于我再作修改。同时,他们还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。收到回复当天,我随即给杂志社打去电话,那是我和第一次和他们通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个青年,很明显的港台腔,听声音只有二十八九岁。对方非常礼貌,非常温和,我报上自己的姓名并表达了他们对我作品肯定的谢意。我问他贵姓,他说他就是黄编辑;我觉得很巧,怎么回复和电话都是他一个人。由于之前他在邮件中没有说明稿费支付标准是人民币还是新台币,以及支付方式等等问题,所以我又问清了这些问题。接着我又咨询他,作品在《传记文学》连载结束,如果要在台湾出版单行本,是否会受到影响,他说不会。但由于他们对我的作品进行过校对修改,所以出版时需要说明一下。这样我就放心多了:我可不希望自己耗费三年多心血写的书,因为连载影响到它的出版。之后我向黄奕鸣编辑表示,我愿意在连载结束后,把作品交给他们出版社来出版,他当即表示同意。通话结束时,我还没有说谢谢,他就先给我一连串的“谢谢”,让我感到很不习惯,也很惊讶。

        在大陆显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,那些杂志社的编辑一般都非常傲慢,很多时候根本不会理睬你。除非在饭桌上,大家才会虚情假意地点头哈腰,相互套近乎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跑场子,“混脸熟”了,因为只有这样一来,发表作品才会畅通无阻。

        当天通话过程中,我们还约定每月十号左右提交稿子。之后的两天,我再次对作品进行了一番修改,八月十一号,我把第一章最后的定稿发过去。二十三号,编辑部给我发来消息说,作品将从九月开始连载,并在邮件中对第一章提出了十多处校对意见跟我讨论。这些校对意见包括个别错字、存疑的英文人名地名、简体转繁体时转换错误的文字以及大陆和台湾用语的差别等等。想来真是令人汗颜,大陆官办杂志对作者作品实行的几乎是霸权主义,随随便便就是一阵删减;而且在他们的版权声明中,作品任由他们传播,然而给作者的稿费,却低得可怜,有的甚至没有稿费。可是当这些杂志的电子版卖给期刊数据库后,下载的费用却相当高。

        九月五号,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网站公布了当期的目录,我的作品被放在“本期特搞”的栏目,并且还配了一段文章概要。这让我兴奋之余感到有些惊讶,这份杂志每期的作者只有十多个,居然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放在如此显要的位置。八号,我给编辑部发去第二章的定稿。十一号,我发现文章中有一处带有广告性质的公司名字,觉得不妥,然后将其隐去,重新给编辑部抄送了一份。当天下午,我就收到了台北寄过来的《传记文学》九月号样刊,尽管纸张是轻薄型的,但那本杂志却非常厚重,他们还专门给我的文章配了几幅图。然后我给他们发去样刊收悉的消息,表达我的谢意,并希望后面的稿件,由我按他们的格式全部调整,以便减少他们的工作量。我发过去的每封邮件,他们都会回复,并且回复的速度都相当快。


《传记文学》2017年10月,第665期


        其实当时我对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的影响力并不太了解,后来我查阅了几所高校图书馆,发现大陆有不少高校都订阅了这份杂志。不过收到样刊后,朋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后来我终于知道,这份杂志在海内外学术界有“民国史长城”的美称,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。

        当然,在和台湾同胞交流的过程中,难免有些敏感。在我收到第一次连载的样刊后,我按照样刊中夹带的作者资料申请书要求,把资料传给《传记文学》客服部,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回复。这位女客服称呼大陆的方式和主编完全不一样,她把大陆称为“中国”。不过并不让我感到惊讶,因为之前有过一些关于台湾同胞对大陆的态度了解。而且也有几个去台湾做交换生回来的朋友,给我讲述过他们的经历。台湾同胞大部分对人都非常友好,他们会为你带路,会跑很远把你掉在店里的东西还给你。但他们也会在课堂上和大陆的学生因为政治立场针锋相对。我说听到的看到的,和我所经历的,都比较符合。在几千万台湾同胞中,有亲大陆的,有反大陆的,这些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得出来。

        九月二十五号,编辑部给我传来校对后的稿件,让我确认其中修改过的几处。我看过之后,对其中存疑的地方进行确认回复,同时给他们打去电话说明。每次通话过程中都他都会对我说一连串的“谢谢”,结束时也是。过了几天,我很好奇,这位一直回复我的黄奕鸣编辑在杂志社里到底是什么职位。翻开杂志的版权页,让我非常惊讶,原来一直和我通信的编辑黄奕鸣就是杂志社的主编。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责任编辑、编委名单之类的,只有一个编辑顾问团队。我不禁感叹,如此少的员工,效率却如此之高,实在令人震惊。其实,在之前我也略知一些港澳台出版的编制。由于这些地方人口的相对稀少,加上人力资源成本的昂贵,他们的很多部门员工都很少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学术与普及出版的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,也就是主编。

        反观咱们大陆的杂志,编辑部就是一堆人,各种领导各种名家的名字都往上挂。而且工作的事情上司推给下属,下属推给新员工。有开不完的会议,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最致命的是,工作效率还非常低。近年来,由于网络的强烈冲击,杂志的发行量一减再减,但面对这种趋势,杂志社却很少采取扭转的措施,有的甚至也采取要求读者订购给予发表优先的策略。在这种情况下,杂志的声誉变得尤其糟糕,饱受人们的质疑和批评。然而,某些杂志社却越发变本加厉,交换发表,权色交易,对三四流的女作家胡捧乱吹。想一想这其中的原因,大概是因为这些杂志社缺少监督、考核的机制;同时由于这些杂志都是政府或教育部门拨款出版,发行量的多少、声誉的优劣,并不会影响到杂志社职工的收入。所以就催生了懒惰、不负责任甚至是腐败的发生。要改变阅读趋势和阅读潮流已经显得有点徒劳,但要把一份杂志做得更好,更受人尊重,绝不是不可能的。

        十月十一号早上我把最后第三次连载的定稿发过去,邮件系统却出了问题,自动回复显示对方地址错误,弹回来的附件变成了网页,无法读取内容。我重新发了一次,还是收到同样的提示。于是我给编辑部打去电话。接电话的是那位女客服,态度和四天前差不多,她告诉我主编还没有收假,要第二天才回来,于是我说第二天我再和他联系就匆匆挂掉了电话。

        下午一点过,我还在午休,就收到一个台湾打来的电话,我猜测大概是主编。才接通电话,他就向我表达歉意,说今天下午回到办公室,没有来得及接我的电话和回复。还没等我说发过去的邮件被系统退回来了,他就先说,因为前几天有一位作者发了一个超大邮件,把邮箱灌爆了,之后的就不能正常接收。不过他已经把邮件删除,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我们聊了一会儿稿件内容和配图的问题,相互道过谢之后就挂掉了电话。一会儿,我给编辑部重新发去稿件,几个小时之后,他就回复了我,还在邮件中表达对我帮忙校正数字、图片和注释的谢意。

        作品的连载有序地进行着,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,推动我继续完善我的作品。但真正让我感动并以同样的方式训诫自己的,是人心深处的温暖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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